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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戰役及誰的戰役?:《海參戰役》

2011-5-26 22:56 作者:李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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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耀泰

書名:海參戰役:從在地思考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

作者:赤嶺淳

譯者:童琳、陳佳欣

出版:群學 2011 / 05

物產資源下的國家主權

環境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議題,隨著科技進步和世界網絡的緊密連結,生態、環境、資源等問題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其型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牽涉到的主體也越來越多。本書的作者赤嶺淳教授,探討了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對於不同種類海參的不同捕法、做法、食法,乃至於加工和販售等流通過程都有詳盡的介紹,如此深入而「觀察式」的研究方法,使得這本書無疑是當代物產研究的民族誌和文化史代表。其研究的視野和透過海參所串聯起的各種關係,不僅描繪出海參背後的網絡互動,更突顯了不同文化、行為模式在維持或變遷上的重要性。

赤嶺淳教授一開始便指出生態資源是一個包含文化特殊性與資源所有權的課題,而其必須在一個全球的脈絡下來理解才有意義,不管是在政治、經濟以及歷史的發展上。在國家和國際互動的層次上,關於物產資源首先要面臨的便是「主權歸屬」的問題:誰握有這些資源?其他國家是否承認?其次,「方式」上的共識:採捕方式是否破壞全球生態?多少比例才不會破壞生態平衡?

這兩個論述或許無法避免有其根深蒂固的矛盾。因為兩者的衝突頻繁反映了承認某國對於某區域裡的物種具有「主權」,並不必然意味著其「使用權」就不受任何規範,不論這些規範是見諸於國際規約或是國際輿論。這股矛盾也隨著全球社會的密切連結、國際生態社群的興起而逐漸強化,甚至和生態資源已成為「共有財」(common good)的主張以及環境主義的高漲相唱和。

然而「共有財」的提出,仍然沒有解決生態資源究竟是歸屬於誰的問題,也無法在「是大家的東西」(人類共同遺產)以及「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無人所有)之間做出清楚的劃分,這也讓物產資源,尤其是那些會「浮動」而難以劃定所屬範圍的生態物種,當其具備一定的經濟和戰略價值,或是瀕臨絕種而遭世界關切時,更易引起如何管理、如何開採等法律和道德爭端。

人的角色及環境運動的「疏離」?

本書開頭和結尾處都提出了一個直接且深刻的反思:當我們在高喊保護地球環境、強烈譴責他人不當使用的同時,可能遺忘了我們自身的「消費者」身分,因為我們自身乃是處於這個廣義的政治環境中,且生活或多或少都無法避免會對地球造成負擔,因此在對任何破壞環境的行為立下評斷前,我們都應該先思考「人」在整個生態環境中的角色以及我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赤嶺淳教授在資源使用上特別釐清了「保全」(conservation)與「保存」(preservation)的差異:前者是以人類利用為前提,包括「不浪費使用」;後者則是維持某物的原形,是以盡可能排除人類介入為前提。他並認為環境保護論者以維持野生動物或生物多樣性的訴求,雖然提倡永續利用,但實質上忽略了其背後可能比較傾向保存。這種忽略如此頻繁以致於環境運動和現實相當容易出現一種「疏離感」,它讓資源保護的口號與資源利用相脫鉤,使得我們在談論環境問題之前,對於當地的人、「當事者」的實際處境與考量缺乏理解,而產生了「見樹不見林」的問題,因此認為我們必須與居住在此的人們進行交流,透過他們的生活切割出生態問題的全貌,並傾聽他們如何看待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

民族文化與網絡的重要性

關於物種保育和環境保護的一些規範和條約,可能造成某些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重擔,這不僅是依賴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也在國際史的發展過程中屢見不鮮。本書作者認為尤其當這些國家是屬於一種「邊陲社會」,而某些物種可能是以「貨幣經濟」的形式呈現在當地的文化之中,其民族文化的網絡更容易因為其他國家的忽略而全盤崩毀。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生產和流通網絡,不僅打破偏陲社會的流通模式,它更帶來了飲食習慣和消費模式的改變,以及由市場來決定要賣(捕殺)何種物種。例如海參製品開始出現「綜合生產」的趨勢,如海參膠囊、海參酒和海參堂等製品,同時也出現海參「速食化」的現象,並進一步確立了全球化時代的分工體制(世界體系);隨後,品牌廠商控制了從種苗生產、養殖到商品化的一貫流程,也可能危及過去深植已久、成為慣習的生產和販賣網絡。

戰場的延伸

從生態資源在國際上所引起的爭端頻繁,我們知道物產如今已很難侷限於一國層次,當其出現在全球貿易的舞台上時,也無法避免或多或少會有分歧。舉例來說,我們可能無法得知貿易的達成是否是以國家權力大小訂定,此外,保護物種的認定上似乎也還無一明確的規範和共識。

不僅在國家層次上如此,對於主張環境保護的運動者來說,我們也看到了主張分歧、不明的情況,甚至可能在提倡人道和永續發展時,忽略了棲息環境的惡化、缺乏環境監督機制、以及國家環境政策等問題也同樣重要;進一步來說,地區層次和國際層次的環境主義真有辦法「融合」嗎?在國際法的案例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地方性的職業組織(如漁會)和國際環保團體的角力不斷上演,地方組織規範和國際條約不是有所衝突就是背道而馳,對於捕捉魚種的時節、數量和器具的規範,也經常出現國際規範形同具文的情況。在強制性難以執行、甚至容易觸碰到敏感主權議題的前提下,如何讓國際知道地區的需求,地區有意願實踐國際環境主義,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本書作者最後藉由闡述鶴見良行的亞洲學和海參學,透過回顧其《海參之眼》的方法論、物產研究的歷史性,強調日本「島國根性」的起源以及其和東南亞國家的島國型態有何不同,背後其實是來自於一個對於「異文化」更包容且理解的期許,以及從過去以陸地為主的史觀,逐漸加入從海洋來看待陸地的歷史認知。這種觀點對於曾是殖民地的台灣,自然有其一定程度的啟發,不論從歷史觀點上屬於「移民者」的台灣,對於原住民文化是否尊重、無節制開採資源以致大自然反撲的議題持續延燒;在經濟上,同樣屬於島國經濟的台灣一向依賴本地資源和對外貿易為其經濟主幹,在與他國互動、在發生貿易爭端時,甚至在日本、中國商人合作購入水產及其他作物上也都看到了台資在其中「插上一腳」,對於台灣來說,哪些當事者牽涉其中?所發展出的流通和貿易模式為何?以及又伴隨而來哪些經濟上或「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問題可能都必須同樣回到民族文化特性和歷史過程來加以理解。

(本文為群學出版社提供)

TAG: 作者 全球 民族 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