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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李家同的白癡論與邱智彥

2011-3-10 23:28 作者:陳柏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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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謙

在網路上被戲稱為「引戰之神」的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前一陣子針對大學服務性社團的發言,再度引發高度爭議和正反激辯。在出席陳樹菊新書發表會中,李家同批評許多到偏遠山區服務的大學生,一年只去一次一週,上山教小朋友唱歌跳舞,讓小朋友覺得來了一群白癡。

▲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針對大學生社團服務偏鄉的發言,再次引發高度爭議,圖為李家同在嘉義發表「閱讀的重要性」演講的畫面。(圖文/中央社)

此話一出,可想而知,聽在曾參與過、以及目前在各大學校園內仍吸引許多人投入的各類「服務性社團」同學耳裡,必然格外刺耳而忿忿不平。觀之李家同批評重點,大概可分兩個層次:一為點出不少大學服務性社團以一種蜻蜓點水式進行,短暫而毫無累積可言;二為質疑參與服務性社團學生在其「服務地」所提供的所謂「服務」,是真的對服務對象有幫助?還是只是打著服務的旗幟,滿足某種行善的虛榮心?

也因此,多數反射性的回應和反擊,均集中在批評李家同不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許多正在參加或曾經參與過服務的學生紛紛反駁,表示自己所參與的服務性社團早已深耕偏遠地區多年。而也有不少人出來回應,並非只是進山區教小朋友唱歌跳舞,而是進一步考量山區缺乏教育資源的情況下,提供小朋友課業、語言與資訊等知識性服務;其參與服務的心態更非滿足行善虛榮感,反而在感受到服務與學習所帶來的衝擊後因之而來的自省。

而大約也就在李家同挑起了服務性社團爭論的不久前,另一件事情也發生在大學校園中。只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程度明顯小了很多。

萬能科技大學的邱智彥同學,因為打算在校內成立關懷社會議題的社團《邊緣之聲》(許多校園內這類社團被統稱為異議性社團),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遭校方行政人員刁難、惡意阻撓超過半年,邱同學在多次和校方溝通未果後,為了爭取校園內結社與言論自由自,去年年底起在校內靜坐抗議,沒想到竟遭到校方以污辱師長、妨礙交通等理由記過退學。

▲萬能科技大學學生邱智彥申請成立社團遭校方打壓後遭退學處分,16日在聲援團體陪同下前往教育部陳情,要求教育部懲戒萬能科大侵犯學生權益的行為。(圖文/郭晉瑋)

兩件事情看似不相關,但背後卻有許多耐人尋味、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其實將兩起事件一對比,從校園內乃至於主流社會,對大學生(或稱知識份子)關懷參與社會型態與手段那條無形卻實質存在的界線,就隱然浮現了。

不容否認,回應李家同的同學,確實有立場指責李對服務性社團一概而論的批評,並以一種深入扎根、刻苦而非逸樂性的服務模式,做為典型的、好的社會服務典範。只是,我們也同樣很難否認,李家同的批評點出了此時此刻存在大學校園內的服務性社團,以及近年來逐漸興起甚至被建制化而成為服務學分(或課程),其實際運作的種種盲點甚至荒謬之處。

但,如果我們僅僅陷在這一組看似對立但其實框架差別不大的討論中,很可能最後得到的結論與普遍共識就是,我們應當努力讓服務性社團與大學生所參與的社會服務,回到最初的那種「純真美好」、自我奉獻,同時達到自我救贖的社會服務原型典範。

然而,倘若真正回溯台灣服務性社團的出現與蓬勃發展的歷史脈絡,就會發現這樣所謂的「共識」,其實打從一開始就有著統治階級刻意操作、轉化與重重限制。稍微清楚服務性社團在台灣起源的人也許都知道,服務性社團在台灣的濫觴,與國民黨政權為了有效疏導1970年代保釣運動起所引發知識分子青年一連串政治與社會改革聲浪,並將之轉化為無威脅性的「社會關懷」的行動息息相關,許多服務隊更是打從一開始便與救國團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

既然最初政權的用意是在轉化社會壓力、收編知識分子與鞏固政權,這些社會服務自然從一開始就註定必須選擇以一種無害、迴避挑戰結構、非激進改革式的人道關懷模式來運作。自此,任何強調根本變革的聲音與行動,一概進不了這套計畫下的社會服務典範當中。於是乎,即便社會服務年年出隊出團;上山下海「服務」著各地「弱勢群體」,3、40年的時間過去,這套服務典範很成功地沒有改變任何社會結構,某種程度甚至扮演了穩定既有體制與壓迫的緩衝閥,社會不平等的結構不動如山甚至更加不可撼動,好讓社會存在這更多的「被服務者」,繼續留在底層等待知識分子年復一年的服務。

而諷刺的是,這種「服務典範」,長久以來一直是政權與主流社會輿論所唯一肯認與推崇的模式。其實,換個角度想,校園內也不過就是提前複製操演了進入社會後的劇碼罷了。「善心」資本家捐錢蓋醫院成立獎學金博得滿堂彩;底層人民如陳樹菊一般自發高貴的善心更容易受主流社會無上推崇與肯定。畢竟,「只要有心,不管資本家還是弱勢人民,人人都可以是無私的慈善家」。結構、階級、壓迫與剝削在動人的敘事中通通煙消雲散。只有無害體制的義行善舉進得了廟堂之內,至於那些不滿於壓迫體制的現況、進而試圖思考根本改變與行動的「異議分子」如邱智彥,則一貫被打成了思想偏激、行為莽撞的「過激派」,逐出主流價值認可的範圍。

於是,當這套「社會服務」實踐進一步庸俗化而遭如李家同者流批判時,自然容易引起整個社會的熱烈討論與迴響;反觀諸如邱智彥的處境,卻得不到相等的正面評價與關注。邱智彥在校園內所受的排斥打壓,以及在校園外未能引起普遍的關注,只是再一次提醒了我們這條隱而不見的界線依舊涇渭分明。也因此,從李家同的批評與反駁者的回應當中,也許真正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就不再只是誰對誰錯、服務模式孰優孰劣的爭辯,而是思考重新看見並發掘社會服務模式的侷限與超越了。(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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