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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脆弱矯治觀察者的傲慢:《傷心人類學》

2011-1-06 22:29 作者:陳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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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臻

書名: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作者:露思‧貝哈(Ruth Behar)

譯者:黃珮玲、黃恩霖

出版:群學 2010 / 10

當露思‧貝哈說:「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我想向下接著說的是:一旦本書在你身上產生某種貼近於哀傷的反思能量時,你就會知道,承認一門學科的脆弱,有多麼可貴。

無疑地,貝哈的《傷心人類學》在當代尤其是重要的,她從沿襲自西方殖民主義權力關係的田野調查中,蛻身而出,尋找一種人類學家置身於「異位」(displacement),卻放下身段軟化了觀察與被觀察角色間的權利位置、倫理關係,以及代言者(書寫者)的尖銳筆觸。卸下了研究者的書袋,貝哈同時在對當代所有跨領域學科研究者訴說的,是作為一名研究者(倘若尚未堪稱「知識份子」)應當具備的自我感知能力,甚至,「移情」能力在面對研究對象時的重要。

當代跨領域學科以自我的實踐,駁斥了原先各學科的本位主義,但同時,最常面對的挑戰也出現在離開了本位後,在不同對象(包含自身)周旋上的道德困境。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這一代已經無需再花力氣去打斷李維史陀的線性結構,因為上一個歷史已經替我們將這條線切成一段一段,但我們緊接著得面對的是,該拿我們手中揉捏的這些碎片怎麼辦?在此,貝哈提供了一個微光的出口。如同〈死亡與記憶: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中,貝哈周旋在山城中老人們面對即將來臨「徹底的死絕」,並反覆迴旋到自己即將/已然過逝的外公身上,以此為「易受傷」的開口,拉入在聖瑪麗山城所做的田野調查,並站在壁龕上頻頻回首於生命和文化對於一名人類學家(和孫女)的記憶價值。倘若沒有這個「易受傷」的開口,貝哈將不會在文中提到「我是否應該對於指控我書寫一種挽救的寓言(埋首於帝國主義式的鄉愁,又無法克服失落感)俯首認罪呢?」而埋藏在這段文字後註腳所引用雷納托(Renato Rosaldo)的話「他們(殖民主義代理人)『哀悼他們所改造的過往』」,小小的字體,其實訴說了貝哈作為一名研究者對權力關係的自省,以及向下而來「反身性中心」該如何生成同時具備情感與智識的位置。

台灣的研究者或許得以輕易地撇開,認為西方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在我們身上不敷使用。然而,在整個閱讀過程中,讓讀者焦慮更甚產生憤怒的情緒,另一方面反映出的,是我們對於一則學科的「期許」。在西方世界,本位包含了殖民式觀點,特別是貝哈所屬的人類學門中;但在台灣,殖民式觀點的危險,則是被「研究者專業」身分所取代。身為一名研究者,究竟是否該如同貝哈一樣,試圖從受訪對象身上尋找一種救贖?當我們閱讀到貝哈對於文化的懷想,似乎勝過對受訪者生命尊嚴的珍惜時,研究者的道德原罪似乎也同時竄上,「傷心」到底是否足以稱上「專業」?就如同劉紹華在導讀中會形容:「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其實就完全點出了我們究竟如何區分「研究專書」與「自傳體例」的界線。然而可笑的是,這種區隔,正是貝哈迄今窮盡學術生涯所試圖破解的,但在中文版中,我們卻拿來作為導讀的引入?或許,貝哈在台灣投下了另一顆小爆彈,其實是提點了我們對於一門專業學科樣貌的期望,實際上是出於將知識作為一份資本的捍衛。

而另一個值得緩拍觀察的切入點,則是諸多將貝哈與女性主義者相提並論的角度,一如劉紹華的解讀,或者貝哈本身在〈讓你傷心的人類學〉一章中,將雷納托寫作〈悲傷與獵首者的忿怒〉描述為「他敢於賦予情感特權,他敢於成為『女性』」。在此,始終並未出現的是上一個世紀關於「陰性書寫」的論點,然而對此書的討論氛圍實際上那麼相近,像是劉紹華的推薦文中「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著實道出了面對情緒、脆弱的人類特質時,「陰性」作為負面標誌的結構陰謀。對此現象,另一個面向的切入則是絕對需要的,將露思˙貝哈視為脆弱易感、拒絕遺忘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轉入另一個被理解的角度。其家族移民的歷史、移民的身分、猶太的血緣,在在標誌了貝哈面對角色關係、相對位置以及地域差異的敏感能量來源,透過游移的地方、身分認同所導出的視角,從〈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一文中,表露無疑,而絕非使用「敏感的」、「女性的」詞彙得以涵蓋,更明確地展現在一種流亡的身分位置上,一如薩伊德在論及放逐者與邊緣人時,提到因著這種特殊身分而帶來驚奇的目光與對事物前因的全然體悟。源於此,貝哈才有力量允許自己在她的作品中存活,將寫作成為居住之地。就像貝哈所說道的:「新的故事亟需我們以過去不曾使用的語言來述說;這些故事述說我們曾經隱藏的真理、我們不敢承認的真理,以及使我們羞愧的真理。」